作家莫言李洱

昨天，作家莫言、李洱，学者陆建德与翻译家李莎做客清华大学时代论坛，以“文字里的中国人 现状与建设”为主题，与清华学子畅谈中外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中国人形象。在紧锣密鼓的讨论中，“读者为什么没能看到匹配于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逐渐成为论坛的焦点。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里到底出现了多少中国人的形象，这是个难以统计的数字。尽管很多，但大家记住的，还是那些特别典型的人物形象。一部小说是否成功，就在于它是否塑造了令人过目不忘的、在过去的文学作品里从未出现的人物形象。”莫言接着分析说，由于身受种种禁锢，中国现代作家没能把人当人来写，他们只能写正面人物光辉的一面，或者是反面人物极坏的一面，反而是一些中间人物，他们写得较好，留给后人很深的印象，但这批人物能否进入世界文学的典型人物之林，值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是一个本应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们还没有拿出面对这个时代的、充满现实质感的作品？”清华大学的学生发问道。

李洱接过话茬回答说，当代作家能否写出跟现实生活一样精彩的小说，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作家才会遇到的问题。他认为，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就像贾府门前的石狮子一样稳固；如今时代变化发展之快，已经远远超过了最有想象力的作家和评论家们的视野。“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西方和中国的前辈作家们都没有给中国当代作家提供一个创作的摹本，我们是在像孤儿一样写作。”

莫言则认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奇奇怪怪、林林总总的现象，会让作家眼花缭乱。但是记录这些眼花缭乱的现象，却并非作家最根本的职责；记述社会中发生的各种怪现状，也不是一个作家的本分。他举例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虽然是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但按照鲁迅的评价，它却并非一部上乘之作。“把展示奇闻轶事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要内容，并不是作家一种高明的写作方式；真正的写作，还是要排除各种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看到这个社会真正的坚实的内核。”

他还提醒说，对一个作家来讲，你可以偏执，可以有明显的立场，但写作之时，则应该克服偏执、压制过于鲜明的立场，站在一个相对高的立场来看待这个形形 的社会。“如果作家把愤青式的情绪移植到小说中，一定会影响作品的艺术价值。”

“这确实是一个波澜壮阔、空前绝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家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这样的时代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人的丰富性得到了最强烈、最集中的表现，创作的物质基础和资源基础都已具备，剩下的就得看作家本人的胸襟、气度和才华了。”莫言说，“以前没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老作家们总是抱怨时代的限制；但我们现在肯定应该谴责自己，从自身找原因：是不是我们没有才华，缺乏思想高度，抑或作家本身人格有缺陷，从而影响我们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不过我们有这么多的作家，尤其是很多成长中的作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我相信，和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一定会出现。”

  （编辑：邵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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