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我有着深深的地域情结。
 
  崛起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曾经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气象万千。曾经的风花雪月、都市霓虹、传奇逸事。在历史概念上形成了“上海现象”，在城市观念上形成了“上海形态”，在社会理念上形成了“上海图像”。
 
  从上海现象到上海形态、上海图像，打造了这一东方大都市独特的物化空间、精神意识、人文形制和生活方式，由此而形成了极有解读和诠释意义的“上海链”及“三十年代现象”。英国人哈莉特·萨琼特在《上海》一书中曾这样感叹道：“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传奇都市、环球航行如果没有到过上海，便不能算完。”有这样一个瞬间的小镜头：19 0年版的劳斯莱斯、凯迪拉克、雪铁龙小车，不出二个月，就会在上海街头潇洒地驶过。正是这种上海的时尚与魅力，使不少煮字鬻文的作家与这座城市结下了挥之不去的文字缘。
 
  写上海，写什么和怎么写？最具话语权威或带有经典意义的无疑是茅盾的《子夜》。茅盾以华丽而洒脱的笔触，较完整的叙事结构展示了上海工商业者的经济博弈，其中也交织着形形 的生活场景，使吴荪甫的形象具有上海老板的标本意义。而不时从字里行间所弥散出的对上海摩登和海派风情的描写，倒也验证了初版时的一个副标题“19 0年，一个中国罗曼史”。
 
  改革开放后，随着上海作为东方大都市的再度崛起和城市本体能量的再度焕发，上海题材热又再度兴起，并形成了勃发的势态。无论是历史的追忆或是都市的怀旧，人们所要寻觅的似乎是这座城市曾有过的精神渊薮和人文家底，成为一种文学语码的“回望凝视”。也许由于历史的失衡和时间的漫长，而今上海题材的小说创作更多地是注重一种印象、感觉和体验，其文本的内核已不讲究叙述的真实、细节的精到、氛围的意味和场景的准确，有时甚至上海仅是一个“象征”，都会仅是一个“隐喻”，一切都可以亦真亦幻，移形换拉。当然，这种创作方式也未尝不可，写上海可以有多种的视角，多元的方法，多维的取材。
 
  我作为上海土著，我的父辈、我的家族与这块土地有着深深的血脉关系，这就决定了我写上海，应当有自己的视角和诉求，否则的话就对不起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这不是文学的崇高，而是本土的企望。也就是说，茅盾、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张爱玲等文学前辈笔下的上海是“即时”性的，而今再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却是“隔时”性的，存在着距离。然而，按照美学的观点，距离产生美，产生积淀、产生思考、产生阐释，当然也产生难度和疑问。但好在有老人的口述历史，有物质的遗存传承、有史料的记录佐证、有建筑的时空陈述等。特别是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个时候的上海基本上还保持着固有的城市形制，老一辈的亲属也大都生活在一起，这一切都留存于我的记忆中。正是凭借着这些，我写老上海有了相应的“根基”和必需的“原料”。同时，我在写作时，也考虑到既展示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浮华奢靡，也表现它的开创活力，既展示其风花雪月，也表现其风骨底气。即如何赋予“旧时华都”以新的品味解读？如何还原比较真实的“都会生活空间”？如何塑造曾被异化或涂饰的人物群像？如何再现曾被误读或混乱的社会形态？这些问题实际上形成一个聚焦，即当代上海作家如何来写他们父辈曾经生活过的这块热土，无论是在历史意义还是在文学意义上，还原于一个真实的“上海三十年代”。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城市现象”和“都会标本”，具有突出的三种优势：都市经济集中优势、都市建设发展优势及都市市民意识优势。当时的上海在金融、工业、商贸、文化、娱乐乃至建筑、餐饮、服饰等方面，不仅在全中国，即使在东南亚也是处于领先地位。而刘鸿生、荣宗敬、荣德生、郭琳爽、严裕棠等为代表的民族实业家的崛起，正合力打造上海本土的“都市工商业”。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上，我选择了斗虫作为中心事件来叙述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惊心动魄而又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创作了长篇小说《上海“打将军”》。
 
  中国的斗虫，就像西班牙的斗牛、日本的相扑那样，是一种体育竞技，然而由于古国文明数千年的涵养、历代文人的研究和无数虫家的训养斗口，已成为一门独特的虫文化谱系。而在三十年代，上海是全国斗虫最大的集中地，位于西藏路上的东方饭店系上海市中心商业圈中著名的高档宾馆，以此作为全国最大的堂口，可见其气派与顶级规模。如果没有雄厚的“都会经济”作后盾，没有强劲的“都市娱乐”作平台，要达到这种规格是不可能的。
 
  上海的斗虫从立秋初斗到霜降最高级别的“打将军”，形成了一个“蟋蟀经济社会产业链”。作为上海最大的养虫户，小说中卢家与金家的较量，不仅是都市经济、产业的竞争，也是一个城市中不同社会集团力量的博弈。斗虫直观的经济表现是高额的押花，而潜隐在背后的是更大的产业驱动，如斗虫上栅的一方鸣金得胜后，那么他所属的产业将成为“旺市”，从金融、工业、商贸、房产、股票、娱乐乃至餐饮、服饰等，其直接牵动都市经济的神经。唯其如此，那么多人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乃至深陷其中，吸引了像小说中的上海法租界严督办、上海总商会理事长黄显之、上海大东银行董事长欧阳仲杰、环亚洋行董事长石峰等名绅巨贾的参与，形成海上大都市新的景观与风情。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斗虫为何会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兴起，是有着其内在的深层原因与地域成因的。“虫界须弥地，盆中乾坤大。”从品虫、养虫、驯虫、斗虫乃至贴蛉、打草、疗伤、上栅等，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深奥的原理和莫测的玄机。如上公养房前的最后一功：打草功、撇谷功等，这其中尽管是有相当的技术操作要求，但更高层次的是一种心智秉性的较量。可见虫性通人性，虫斗背后是人斗。因而卢汉兴与金鹏坤都希望通过斗虫的过程，来历练自己的儿子，增强他们的魄力、智力、能力和拼搏精神。[NextPage]
 
  卢汉兴与金鹏坤从本质上是实业家，都具有相当的开创精神和实干能力，他们的斗虫，实际上是纳入了他们的产业链和实业圈，并非单纯的为玩虫而斗虫，实际上是通过“斗虫”来代偿双方的博弈，这就使上海滩上的斗虫具有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相当紧迫的经济成因。卢嘉杰和金存之作为上海实业家的新生代，他们也正是通过虫斗来感悟人斗，通过虫战来体验商战，通过虫局来理解世局。上栅斗虫中的残酷、凶险、奇谲、韬略、谋算使他们面对现实，承受挑战、担当责任。
 
  由斗虫而衍生的文化谱系是相当丰富的，如“玩虫玩一秋，玩盆玩一世。”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的“半闲堂盆”，传世的仅是孤品。而北方的赵子玉盆，传世的也已不多，这种虫界博物现象，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又如贴蛉，是斗虫的重要一功，对三尾雌虫“细、糯、肥”的标准，“元雌”虫需求，贴蛉时段的掌握等，都直接影响到斗虫的输赢。而金鹏坤、金存之等人在会乐里的渔色 、销魂作乐，也正是一种都市风月奢靡的折射。而作为“鸣金联盟”重要成员的日本三江株式会社上海分社的总买办周复初，尽管外表低调平易，但他潜在的阴谋时刻在威胁着上海都市的发展，他对卢家八仙桥地块的窥视，正是帝国野心和战略的凸显，从中反映了民族实业家和外来入侵势力的较量。
 
  小说里从“秋兴宴”到“打将军宴”的描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宾馆酒家业的发达和美食流派群的兴盛。自上海184 年开埠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餐饮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广采博取、南北相融”的特征，“食在上海”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亮点。当时的上海汇集了各帮菜肴和各派名厨，如扬帮、川帮、广帮及本帮、京帮、甬帮、杭帮、潮帮、鲁帮、湘帮、锡帮、苏帮等，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的厨房”。由此打造成了“都会生活概念”。因此，我在小说中写到了老半斋、上海老饭店、杏花楼、知味观、金门大酒店八楼宴（号称“金八”）等，代表了当时上海美食文化的鼎盛期，也从整体上展现了一个城市的文明。
 
  应当讲我们这代人是有幸的，我们生逢的一个崭新开放的社会环境拓展了我们的观念，使我们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图像和都会形制有了新的认识和评判。唯其如此，我想我们这一代作家为上海留下的小说文本和叙事话语，应当是有独特意义的。即在真正意义上将“上海元素”表现得真实生动而意蕴隽永，酣畅淋漓而味之无极。

  （编辑：李明达）